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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管子》的人学意蕴

作者:关 陈
关键字:《管子》;人学意蕴;“以人为本”;“人与天调”;“长年、长心、长德”
    一位外国人说中国是人学的宝库,这话颇有道理。不错,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华夏土壤里生长着丰富的人学思想,而从世界文化与哲学的历史源头上看,中国无疑又是世界人学的故乡。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是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促成了中国国家历史形态的早熟,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包括人学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管子》就是这一时期诞生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重要文献。而我们尤其不应该遗忘和忽视的是,在那人欲横流、思想动荡的大变革浪潮中,《管子》已经相当成功地完成了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挖掘。所以说,《管子》不仅是齐文化的代表作,它还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蕴涵着丰富的人学思想的不可多得的资料库。

    一、“以人为本”思想,强调人的地位和尊严,从人与人的关系中发掘人的独立性价值

    首先是对人的构成和人的本原的早期发现
    《管子》继承了老子“道为宇宙之本”的思想,并进一步把道规定为精气。《管子》认为,精气流动不息,充塞于天空、深渊、高山、大海 之间;精气的结合或相辅,产生宇宙万物,并且构成了人。“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内业》)。所谓精,《管子》解释: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内业》),即相当于精细的物质,与之相对的是“形气”(粗糙的气)。《管子》认为,有精气然后有人的生命,有生命然后有人的思想 和智慧。“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内业》),这便是德成而智出。这里《管子》不是把精神看作是物质形体的属性,而把精神也看成是一种物质。物质自身具有演化出人的智慧生命的能力。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把灵魂看成细微的火,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 认为灵魂由原子组成,这与《管子》把精神看成由精气构成很相似。精气在人体内流通,人就有了生命,人就产生思想活动;有了思想活动,人就有了知识;知识是精气在人体活动所产生的结果。精气说的人学价值在于,它对一些神秘莫测的现象,特别是对人的精神、智慧作出了非神学的解释。宗教神学宣扬鬼神的存在,精气说把鬼神看作“流于天地之间”的一种精气,并不认为是有人格的神灵。传统思想认为人的精神、智慧通常总和神灵或灵魂联 系在一起,而精气说则认为只有精气进入人体,人才会有精神和智慧。在宇宙中人的智慧 生命是无限的。从人学角度出发,《管子》第一个提出“水是万物之本原”,这冲破了传统的天神观念的桎梏,也可以说开创了朴素的唯物主义人学先河。提出这一原理,较之泰勒斯在西哲史上第一个提出“水是原则”的时间,还要早一个世纪。《管子》在水一元论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气一元论的宇宙观,并在认识论上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以人为本”的人学思想就是在此理论背景下提出来的。《管子》认为,人“是由水生成的,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水地》)。人的五脏、九窍(指人的眼、口、鼻、耳等体表有孔器官),都是水集而成,水“凝蹇而为人,而九窍五虑(视、听、嗅、言、 思)出焉”(《水地》)。把人的思维能力也当作水集而成,就肯定了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人是物质世界不断进化的结果。这充分说明了《管子》人学思想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性质。从人的精神面貌也由水性决定来论证,《管子》认为,各国人的精神面貌不同,也都是由于水性不同所致。譬如,齐国人粗而好勇,是由于齐国的水“躁而复”所致;宋国人简易而好正,是由于宋国的水轻劲而清澈所致。因此《管子》认为,要想转变人的精神面貌“其枢在水”,关键在水。《管子》在哲学上使神灵成为普通的物的产物,把神性还原于物性。这就破除了帝王作为上帝的人间代表的神话,把帝王还原于人的地位,把从低级的物到高级的人、从精怪到神灵,都统一在一个具体的物质形态——水中,这对习惯于让神灵安排一切的精神境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划时代启蒙意义的突破。

    其次是对人的地位和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
    《管子》敢于打掉帝王头上的神圣光环,对帝王的绝对权威提出了大胆的挑战。《管子》认为,君臣之分并非上帝的安排、天生注定的,人们之间原本没有什么君臣上下之分。“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法法》)国君也不过是普通的人,其品德也不见得比普通人高超。《管子》认为,人在万物中是 最有价值的,故树人、得人为天下之极。人配天地,最为天下贵。《管子》认为,人有其能,又善于“用道”就能有成效。应该确认人人都有这种发展潜力和成功的可能性,凡是能够做到 这一点的人,完全可以同天地比美。这种“人配天地”、“与天地参”的人学观对后世影响很大。《管子》认为,人者身之本,每一个人都有独立的价值。治理天下以国家为本,余之类推, 最后归结为人以自身为根本,首先应把自己治理好。承认“人者,身之本”,也就肯定了个人的独立价值,表现为对人格的尊重。得人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得人之道,莫如利之”(《五辅》),要给人民以实际利益,要经常关心人民的生活状况,关心人民是否有足够的耕地田宅,关心人民是否有饭吃,是否借贷而食。《管子》曰:“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权修》)通过比喻的形式对人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故曰:“人不可不务也。”(《五辅》)《管子》认为,上古有德之君王能够建功立业、死而不朽,是因为他们 能够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拥护,并且能够选拔任用有才能的“贤士”。所以说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 本乱则国危。”(《霸言》)这是说要成就伟大的事业首先要重视人才,维护人的地位、发现人的价值。得人、用人的关系理顺了,国家就稳定强大,否则国家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在选拔人才方面,《管子》提出了选贤任能的原则,一是“义立”;二是“奉法”。“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义立之谓贤。”(《宙合》)这就是说 大人之行没有先例常规,合乎义者即为贤。《管子》的高明处不在于认识到了“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牧民》)这个客观事实,也不在于制定了一份颇为完整而缜密的人材普查提纲,而是在于提出了一个“下什伍以征”的选拔贤才的崭新的人学观点。在《管子》看来,所谓贤才不仅存在于贵胄之中,也同样遍布于平民之间。这正是《管子》人学理论中闪光的民主色彩。

    第三指出了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的精神生活
    《管子》认为,人的荣辱并不是由天决定,而应该依靠人自身的力量来决定。与先秦众多思想家的认识相比,《管子》的贡献在于自觉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条件对伦理道德形成的决定作用。“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这一著名命题,非常明确深刻地阐述了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的精神生活、尤其是道德观点这一卓越的思想。《管子》认为,若想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保持“礼、义、廉、耻”四维稳固,只依靠严刑峻法是办不到的,而必须发展粮食生产,先解决穿衣 吃饭问题,然后才可进行教化,把国家的“四维”逐步树立起来,使民效力国家,达到“予之为取”的政治目的。《管子》从“人皆好利”这一认识出发,强调在立法上必须考虑人的需要,也就是一切政策、法令都要与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君主若想让人们做到“令则行、禁则止”,“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形势解》)。“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治国》)。法作为治国的重要手段,也要从经济利益上能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只有使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有了保证,并富起来,才能安乡重家,敬上畏罪。   

    第四提出了人与人交往的原则和纲纪
    首先,《管子》指出:“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枢言》)两千多年后,诚信再度成为人们倡导的道德人学首要标准。《管子》又曰:“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牧民》)在室内讲话,就敢于让全室的人都听得到;在堂上讲话,就敢于让满堂的人都听得到。这样开诚布公,才称得上是圣明的君主。这不单是对君主讲的,实际上是在讲人与人要相互尊敬、坦诚相见。《管子》还分析了“缓者”、“吝于财者”、“信小人者”三种人,“缓者后于事,吝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牧民》)。意思是说,“处事迟钝的人,落后于形势;吝啬财物的人,无人亲近;偏信小人的人,脱离贤能之士。进而《管子》又详细论述了人与人的交往之道。“訾讆之人,勿与任大。譕巨者可与远举,顾忧者可与致道,其计也速而犹在近者,往而勿召也。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欲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形势》)专挑好人毛病专说坏人好话的人,是不能委之以重任的。谋虑远大的人可以同他共图大事;见识高超的人,可以同他一起致力于治国之道。对于只顾眼前利益而走捷径的人,走开了就不要召他回来。注重长远利益的人,影响也就深远;材器伟大的人,会得到众人的信赖;要人们感怀自己,一定要行德而不可厌倦。最后,《管子》还有一段十分精彩的人学宣言。“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牧民》)意思是说,人民怕忧劳,我要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要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要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要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牺牲了。因此可以说《管子》的“以人为本”的人学思想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仁”的含义。《管子》的人学思想同样深刻体现出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和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管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人学思想的地位和价值。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管子》所提出的人学观点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这是对人的重大发现,这也是划时代的新思想。它奠定了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准则,开辟了人类广阔的道德精神世界。

    二、“人与天调”思想,提倡人的和与合,从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关系中发掘人的完美性价值

    《管子》曰:“天地,万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宙合》)这里把天地对举,肯定了其客观存在的自然属性,天并不至上,天没有感情和意志,无私无亲,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剔除了前人赋予天地的神学性质,是认识上的一大突破。这里还指出了天与地的 统一性。天地如同无底的口袋或包袱,蕴藏、包含着上至日月星辰、下至江河湖海等具体自 然物,这就使与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物及现象也失去了其神秘的光环,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使人们面对天地,增强了信心和勇气。《管子》认为,自然是人之产生和生存的根本。人作为自然系统的一个构成要素,不能超越自然而存在,只能依赖自然而存在和发展,人和自然界的一切“他物”都是同一的,而且正是“他物”构成了自身的始基和现实。古代先哲们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了解事物的变化规律,在他们眼里,没有绝对的是或绝对的非,只有一种极为协调的状态,那就是“中道”。用“中道”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主客体达到统一,实现人际温馨协调的伦理环境和道德氛围,也就成为“人与天调”。 “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五行》)表现在作祀寄德的种种行为中,譬如“日食则修德,月食则修刑”(《四时》),仿佛可以使人的优越感得到某种满足。这表现的原是同一个深层意识:人是自然(天)的不可分离的部分。人与天不可分离的意识,显然是绝地天通前千万年间形成的基本意识,也是一个永恒的正确的意识。绝地天通以后,人的独立性产生了、加强了,被美化成主体性了,但在大自然面前,仍难免极度渺小,永无可能彻底独立出去,自我做主。所以,人们还得与天交通,还得承认不可与天分离,还得追求“人与天调”。只有做到人与天调了,然后天地之美方可生发,人的生存方有保障,进步方有可能。“人与天调”这个原则,反映了人与环境不可分离的事实,无疑也是永远正确的。《管子》人学思想立足于整体思维,把交通天人作为历史使命,凡是人之外的一切自然,以至人本身的自然,当然也还有事实上并不存在但却被认为是存在的超自然,以及围绕着这一切的人的活动,都在整体思维以内和终极关怀之中。具体反映为将自然、地理、人事三者融为一体,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天、地、人统一的整体思维反映在自然科学观方面,就是“人与天调”思想,这里还强调了“天”,即自然界运行的独立性,人还应主动地与之协调。只有“人与天调”,生态得以平衡,才能“柔风甘雨”、“百姓乃寿,百虫乃蕃”(《四时》),“天为粤宛,草木养长,五谷蕃实秀大,六畜牺牲具”(《五行》),如此而构成天、地、人三者的和谐与完美。其实《管子》中的天与人,一方面是被严格加以区分的,“持满者与天,安危者与人”(《形势》),“与天”、“与人”显然不同;另一方面《管子》更重视天与人的相通、相联以及“天道”与“人道”的相合、统一。《管子》天人关系思想中包含着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与客观规律的统一的初步认识。尤其是它的“知天”、“得道”和“顺天”、“用道”思想,反映了它对人能够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充分肯定。正是由于人能“虑”能“务”即能认识掌握客观规律,并努力付诸实践,才能最终达到天人统一。在人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上,《管子》提出“土地为本”、“地德为首”。“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地》)“民之所生,衣与食也”,“衣食所生,水与土地”(《禁藏》)。正因为人民的衣食来源于土地,国家的财政来源于土地,所以,古代人学思想家把人们对土地的态度看成是首要的道德问题。“理国之道,地德为首”(《问》),因此,《管子》主张因地制宜,尽地力之效,主张不违农时,做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人民才能富足和安宁。《管子》又曰:“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夫财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八观》)把其间的“人和”关系说得很清楚。农业生产固然离不开人的劳动能力,但它不是由孤立的个人进行的,而是社会群体的行为。要使分散的力变成强大的“合力”,就必须协调各单个人的关系,使群体和谐一致。因此,又有“人和”概念的产生。人和$正是为了发挥和加强“人力”两者是一致的。在人与水、人与森林的关系问题上,《管子》认为水是“万物之本原”,提倡“敬山泽”、“养山林”。中国自远古以来,水的问题一直与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息息相关。“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水地》),就是说,水是万物的本原,一切生命都来自水,就是善恶美丑,好人、坏人也离不开水。《管子》云:“敬山泽,林薮积草,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立政》)“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轻重甲》)为保护生态环境,《管子》主张制定严格的法律,“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地数》)。《管子》发挥了《易》“天地人合”思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内业》)。“和乃生,不和不生。”(《内业》)“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内业》)这里的天正、地平、人安道出了天地人之间的深刻的完美性人学意义关系。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和自然的关系更加显得日趋重要,两者必然要建立起一种调和的关系。拿城市景观来说,首先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管子》“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理念。现代东西方哲学文化思想也在“人与自然协调”、“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上不只有人”、“人与自然共同持续发展”等理念方面有所统一。我国传统文化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常遵循“人杰地灵”,而且说“景物因人成胜概”,强调人与天调、天人共荣,以体现“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中国文字,大 ——“一人为大”、天——“一大为天”,就包含着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两千多年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重新理解《管子》的“人与天调”思想,自然会有新的感悟。人与自然不是对立、对抗的,而是互动、互利的。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如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必然要受到自然的惩罚。我们一方面不能把环境与生态等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科学技术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与生态,把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和科学技术统统都作为陪葬。而应该理性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站在人类文明和科技进步新起点上,实现工业文明向绿色文明的转变。

    三、“长年、长心、长德”思想,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养生,从人自身的发展中发掘人的主体性价值

    黄老道家视“气”为万物的本原,并视人是气化所成的自然产物。“气”构成人的本质结构,“气化”之“道”则构成人的成长规律与自然规范。黄老道家将“天道”与“人文”相结合,而视人之为“人”应是借由文化教养以实现其自然本性,使人由“自然人”的原始身份,经“文化人”的中介历程,而达到本性实现的“道德人”。“道”具有物质属性,但并不是纯粹的一般的物质概念。“精”就是“精气”。 “精,气之极也”(《内业》)。其实在《管子》这里,精气作为世界本体一方面具有物质的属性;另一方面则蕴涵着人格、道德、意志等精神性成分。《管子》认为,人是由“精”(气)和“形”(气)相结合而产生的,然而《管子》又强调“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内业》,这种精气又是精神,是人的素质,包括道德和智慧一类的内在美,即所谓“神”或“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管子》又称精气为“灵气”,并云:“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内业》)因此,《管子》所言“精气”是同精神属性、道德意志粘连在一起的,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
    《管子》曰:“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中匡》)“道血气”就是自我修养、修身养性。这是“为身”的方法。目的是为了延年益寿(“长年”)、增长智慧(“长心”)和提高道德水平(“长德”)。指出这种“为身”之道,就是个人的修养方法,只要修身养性,人人都可以提高各种能力,而使自身得到发展,个人的价值得到提高。《管子》改变了只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观念,而代之以“长年”、“长心”、“长德”,全面发展。这对当代人学的建立和发展也是极具影响力的。
    道是客观的,离开客观对象,人的认识就不能发生;只有客观对象,离开人的思维,也 不能得道。这就是说认识活动的开展,离不开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这两个方面,在认识活动 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管子》认为,主体的人是主动的,人心是思维的器官,心在人体中处于君位,人的眼、口、鼻、耳等九窍犹如百官,各司其职。而天地在外,无亲无私,道藏于内,“无德无怨,无好无恶,万物崇一,阴阳同度”(《正》)。《管子》认为,能否认识道,并不在道本身,而在于能思考的人,要想如实反映道,就必须使人守静处虚,清除内心杂念,官物通道不受主观欲念干扰。“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心术上》)。意思是说,心的活动合于正道,九窍就能按常规工作;心充满了嗜欲,眼就看不见颜色,耳就听不到声音。所以说:在上位的脱离了轨道,在下位的就荒怠职事。这里特别指出了认识主体保持心正、无偏见、无欲念是如实反映道的先决条件。
    “廉耻”是指内心的道德情操。“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牧民》),即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趋从坏人。那么,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趋从坏人,邪乱的事情 也就不会发生了。心静内省、不为物使,这是自我思想道德教育和修养的前提。人心即人的思想,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而人的思想又经常受到物欲的干扰,使伦理道德观念不能变为良好的道德行为,这就需要每一个人既是受教育者,又是教育者,要通过反省自身,排除主观嗜欲,抵御声色侵蚀,保持心性纯正。《管子》认为人们外在行为不端,是因为内德没有养成,人只有心静内省,不为物使,专心一意,耳目端正,德行才会逐渐从内生成,表现在外,才能明察事物,善气待人。要主动自觉、克服怠惰。接受教育和自我修养,都需要一种积极主动精神。怠倦懒惰总要会颓废、消沉和落后,必然抵御不住邪气的侵害。故“解惰简慢”、“以之起事则不成”(《形势解》)。要忌“伐矜”、善罪身”。做人要谦虚、诚实,不能骄傲自满。“矜物之人,无大士焉”(《法法》)。《管子》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无广者疑神……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形势》)意思是说,能够做到给人民以好处而不向人们索取报酬的,那就同天地一样伟大了,懒惰的人总是落后,勤奋的人总是办事神速有效。失道者人民不肯来投,得道者,人民不肯离去。“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八观》)这里《管子》分析说,开支浪费则人民贫困,人民贫困则 产生奸邪思想,产生奸邪思想则出现邪巧行为。所以,奸邪和邪巧的产生,由于贫困;贫困的产生,由于奢侈;奢侈的产生,由于没有制度。
    由于人的自然因素、自然需要和自然力的存在,人的身体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学理论问题。《管子》认为“精”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先天之精禀受于父母,后天之精来源于饮 食。并进一步指出“精也者气之精者也”,“人以天地之气生”,“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这与《内经》所述相同。精气既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又是脏腑组织生理功能的体现,故《管子》主张存精以养生,这是很有道理的。《管子》认为:“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内业》)精气充足,形体安详荣华,内脏则功能正常,人就健康。因此,存精自然就成为养生的关键。要虚其欲以存精。《管子》曰:“节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内业》)“五欲”指“耳欲声,目欲色,鼻欲香,口欲味,心欲爱憎”,这里泛指 各种欲望。 “二凶”指喜怒过度为害。此即提倡节制各种欲望,不喜不怒,保持心理平衡。可见《管子》主张排除忧虑、快乐、欢喜、愤怒、欲念、利禄的干扰。《管子》认为:“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内业》)这指出了思想端正而安静是养生的根本。《管子》曰:“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内业》)要求以诗乐礼义陶冶情操,乐观地生活。“大心而敞,宽气而广,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见利不诱,见害不惧,宽舒而仁,独乐其身。是谓云气,意行似天。”(《内业》)要思想浩大而勇敢,心胸宽舒、广有所容。要形体安定,意念专一,不受外界的任何骚扰。不为利益所引诱,不害怕任何灾害,宽舒仁爱,保养自己。就像天空分布云霓一样,运行自身的内气。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内有健全的心理,外有健全的形体。就可以做到雅情、怡兴、乐观 。《管子》还提出了起居、饮食等养生原则,如“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体累而寿命损”(《形势解》)。这些都是很有人学指导意义的。

                         此文发表于《管子学刊》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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