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黄世忠:新经济对财务会计的影响与启示

原载《财会月刊》2020年第7期

新经济对财务会计的影响与启示


黄世忠博士生导师)


【摘要】新经济所处的技术背景和经营环境,所遵循的竞争规则和商业模式,与旧经济迥异。环境的变迁和模式的演进,必然对财务会计产生重大影响。唯有理性地评估新经济的影响,才能有的放矢地改革和完善财务会计,使其继续肩负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相关、可靠(如实反映)信息的重任。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界定新经济的定义和内涵,并在此基础上,从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货币单位假设四个会计基本假设,以及资产定义、收入确认、平台资产处理方式和财务分析的角度,分析新经济对财务会计的影响和启示。

【关键词】新经济;财务会计;会计基本假设;确认;计量

【中图分类号】 F2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0)07-0003-6


一、新经济的定义和内涵


尽管当前“新经济”一词炙手可热,但迄今仍缺乏公认的定义,对其内涵也存在多种不同的解读。本文通过介绍国内外文献和研究报告的一些代表性观点,试图从中找出各方的共识。


(一)新经济的定义

       1983年5月《时代》杂志刊登Charles Alexander[1]撰写的封面 文章《新经济》,用于解释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经济的根本转变。这是“新经济”(The New Economy)一词第一次出现,但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因此这一词汇并不流行。1996年12月《商业周刊》刊登Michael Mandel[2] 的文章《新经济的胜利: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强大回报》,其将发端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由科技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新经济”。此后,这一术语开始频繁出现。得益于新闻媒体的一系列宣传,新经济现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术语,但对于其定义,学术界和实务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各自基于自己的视角和认知,给新经济下了很多不同的定义。通过梳理国内外的文献可以发现,新经济可以从不同维度进行定义。


从经济发展阶段的维度来看,新经济是相对于旧经济的一种经济形态,是指从工业经济进化、转型为信息经济的发展现象,尤其指美国20世纪90年代由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推动的经济结构转型,《商业周刊》的定义就是基于这一维度。


从经济发展特征的维度来看,新经济是指“三高”(高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高经济效益)与“三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并存、无经济周期或经济周期不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学家通常从这个维度定义新经济。


从经济增长动力的维度来看,新经济是指主要由研究开发、品牌信誉、人力资源、客户关系等无形投资驱动,而不是依靠有形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


从经济发展载体的维度来看,新经济是指建立在技术进步、知识获取、创新创业基础上的经济形态。例如,阿特金森和科尔特[3] 在《美国新经济:联邦与州》一书中,将新经济定义为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风险经济的总称。Zanini[4] 在《新经济组织内部的信任》一书中,将新经济定义为“以信息通讯技术作为手段和动力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和新宏观经济架构”。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则将新经济定义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主要由信息构成的经济”;还有学者认为,新经济是以获取、处理、转化知识和信息作为核心活动的经济[4]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将新经济定义为依靠知识和创新获得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我国近年来提出的“四新经济”,也可归属于这一维度。“四新经济”是指“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经济形态,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新工业革命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以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嵌入和深化应用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根本导向,以技术创新、应用创新、模式创新为内核并相互融合的新经济形态。


上述定义虽视角不同,各有侧重,但都承认新经济是以知识、信息和创新等无形资源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共识是“新经济是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笔者认为,新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经济,以智力、研发、创意、创新等无形资源为主要驱动因素,依靠信息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智慧型经济形态。


(二)新经济的内涵


由于新经济尚无确切的定义,导致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其内涵形成了不同的看法。韩同影[5] 和孙时联[6] 认为,新经济的内涵包括信息经济、高科技经济、知识经济、人本经济、创新经济、风险经济、创业经济、共享经济、注意力经济、全球化经济和数字经济。其中,人本经济是指价值创造的最大贡献者不是手握雄厚资金的资本家,而是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知本家”。笔者也认同这种观点,进入新经济时代,智慧资本超越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重要驱动因素。在相关学术文献和研究报告中,与新经济密切相关甚至相互替代运用的其他术语包括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和创新经济(Innovative Economy)。这四种经济形态的发展颇具规模,构成了新经济的大致内涵,虽然它们难免交叉重叠,但各有侧重。笔者认为,肇始于信息革命,建立在信息通信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基础上的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共同构成了新经济的基本内涵,如图1所示。



图1  新经济的基本内涵



数字经济是新经济最具代表性的发展标志。联合国在《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中指出,数字经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数字经济可进一步细分为核心和非核心部分,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数字经济的构成



按照狭义和广义的统计口径,联合国估计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占全球GDP的比重介于4.5% ~ 15.5%之间,美国为6.9% ~ 21.6%,中国为6% ~ 30%。数字经济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美国和中国占据绝对领先地位,两国共占据了全球75%的区块链专利、50%的物联网支出、75%以上的云计算市场以及全球75家最大数据平台公司市值的90%。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19)》显示,2018年美国和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分别为12.34万亿美元和4.73万亿美元。




二、新经济对会计基本假设的影响


       会计基本假设构成了财务会计与报告的基础,高度概括了财务会计(会计核算)的环境特征[7] 。新经济时代的经营环境和技术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商业模式创新更是层出不穷。面对如此重大的环境变迁,旧经济时代提出的会计基本假设在新经济时代却原封不动,到底是会计基本假设不受环境变迁的影响,还是会计界“鸵鸟”心态作祟,对于环境变迁对会计基本假设的影响视而不见呢?通过对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货币单位假设的逐一分析,笔者认为,新经济的环境因素已经对会计基本假设造成了较大冲击和影响,有必要对其重新审视,并不断改革完善。


(一)新经济对会计主体假设的影响


会计主体假设规定了财务会计的空间界限,界定了财务报告的内容和边界,将会计主体与市场、其他主体以及主体的所有者严格区分开来。在旧经济时代,企业信奉的是“单打独斗闯天下”的经营理念,经营相对独立,边界泾渭分明,有形资产占绝对主导地位,会计主体容易识别。而在新经济时代,“资源整合定成败”成为新的经营理念,企业基于供应链管理、价值链管理和生态网管理,普遍采用外包、众包和联盟等资源整合战略,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显著提高,生产制造商、材料供应商、技术开发商、品牌代理商、产品经销商之间结成“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无边界组织”应运而生。刚性组织逐步被液态组织所取代,自由组合、自由流动成为新时尚。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可以借助数字化平台自由组合、自由流动,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完成任务后随即解散或转手,造成企业内部与外部的边界日益模糊,会计主体的识别变得不易,甚至困难重重。


在“无边界组织”日益盛行的新经济时代,协作协同是新经济企业获取市场竞争力、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关键因素。若离开英特尔等芯片商、富士康等代工厂以及成千上万的APP开发商,苹果公司的创意和研发就不可能转化为受消费者青睐的iPhone和iPad等产品。同样地,阿里巴巴与淘宝、天猫上的网店业主和从事物流配送的企业已经结成唇亡齿寒的“命运共同体”。组织的液态化和平台化导致企业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加速分离,基于明晰产权和资产专用性的组织边界出现了松动[8] 。在组织活力日益依赖于协作协同的新经济时代,仅依据法律产权这一微观会计主体假设来界定财务报告的边界,所提供的财务信息显然不足以反映整个“命运共同体”或“利益共同体”的活力、实力和潜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微观会计主体假设在新经济时代没有用武之地,将微观会计主体假设弃之不用,会造成产权不明、权责不分的混乱。


新经济时代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主体假设似乎有必要裂变为微观的会计主体假设和宏观的报告主体假设。会计主体假设与报告主体假设并行不悖,各有侧重:前者侧重于从法律产权的角度限定会计核算的边界,后者侧重于从协作协同的角度拓展财务报告的边界。主体假设裂变为会计主体假设和报告主体假设是环境使然,就像随着控股公司的出现,在个别报表之外又派生出合并报表,造成会计主体与报告主体的分离。将主体假设进一步细化为会计主体假设和报告主体假设,有助于新经济企业在提供以法律产权和控制权为基础的个别财务报告和集团财务报告的同时,逐步向供应链财务报告、价值链财务报告和生态网财务报告的方向拓展和延伸,不断丰富财务报告的内容和形式,推动财务会计由微观向中观和宏观跃升。


(二)新经济对持续经营假设的影响


持续经营假设对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持续经营假设成立,则表明企业持有的资产将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负债也将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有序地逐步清偿,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成本成为资产和负债的首选计量属性。存货成本的分期结转、固定资产的定期折旧、无形资产的分期摊销,依据的就是持续经营假设。在旧经济时代,虽然企业歇业或破产时有发生,但持续经营假设高度概括出的环境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企业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相吻合。


在新经济时代,信息通信技术高频迭代,商业模式创新日新月异,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优胜劣汰十分残酷,VUCA(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无所不在,持续经营假设已经不再与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相契合。知名财经专家吴晓波认为,只有6%的企业能够活过10年。2012年3月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总经理季卫东指出,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平均寿命只有3 ~ 5年,每年的自然死亡率高达20% ~ 30%。1995年全球市值最大的5家互联网公司,如今只剩苹果依然存活。柯达胶卷被索尼数码相机所灭,索尼数码相机被诺基亚手机取代,诺基亚手机又被苹果iPhone颠覆,以及出租车被网约车压迫、旧媒体广告被新媒体广告鲸吞、零售批发被电子商务碾压等残酷现实,均足以说明新经济时代下持续经营假设已不再是理所当然。


持续经营假设是否成立,对于无形资产密集型的新经济、新业态企业而言意义重大。相对于存货和固定资产等有形资产,研发、技术、专利、人才、客户关系、信息资源、智慧资本等无形资产,其价值更容易受到信息技术迭代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且企业一旦丧失持续经营能力,这些无形资产的清偿价值远低于有形资产。新经济时代给我们的启示是:应当采用更加严苛的标准对持续经营假设是否成立进行评估,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不应过分拘泥于历史成本,只有通过更频繁地计提减值准备对历史成本进行修正,更多地利用现时价值计量无形资产,才能促使持续经营假设更好地反映新经济时代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环境特征。


(三)新经济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影响


会计分期假设与持续经营假设相辅相成,如果持续经营假设不成立,会计分期的必要性将荡然无存。正因为将企业视为持续经营的主体,才有必要按月度、季度和年度等将企业的持续经营长河截取若干财务报告期间,以便会计信息使用者及时了解企业在特定期间或时点的经营状况。会计分期的必要性除了与持续经营假设密切相关,还与会计信息化水平高度关联。在旧经济时代,企业的会计信息化水平不高,更谈不上智能化,会计分期假设高度概括了财务信息滞后性反映的环境特征。进入新经济时代,得益于信息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企业会计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实时会计指日可待。


在财务会计所处的技术环境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情况下,学者们对于会计分期应否继续作为会计基本假设存在着不同见解。一种观点认为,实时会计说明会计分期假设略显多余;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实时会计表明会计分期假设得到强化,会计期间的颗粒度有望进一步细化为日、时和分。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新经济时代给我们的启示是:会计分期假设因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而得到强化,而非弱化。在大数据时代,会计信息使用者已不再满足于“雨后送伞式”的季报和年报,实时报告将促使会计分期进一步细化,零时滞的财务报告呼之欲出。


(四)新经济对货币单位假设的影响


货币单位假设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会计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二是作为计量尺度的货币保持价值不变。


从价值反映的角度来看,货币单位假设的第一层含义在新经济时代依然适用,“货币是价值唯一可以表现的、能够量化的形式”[7] 。新经济时代给我们的启示是:会计只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并不足取,会极大地限制新经济企业对价值创造的反映能力。在新经济时代,驱动企业创造价值的很多因素,如创意设计、品牌影响、信息资源、创新能力、团队合作、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等无形资产,难以用货币计量,只有辅以非货币计量,这些价值创造驱动因素才能得到充分反映。对于无形资产富余、有形资产不足的新经济企业而言,货币计量与非货币披露并举才是破解大量无形资产被长期排除在财务报告之外的窘境的有效途径。而且,借助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赋能,会计实现货币与实物双重计量,综合运用货币计量与非货币披露并非天方夜谭,而是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备受好评的可视化财务报告的出现,证明会计完全可以从单一的静态货币计量向多维的动态多重计量发展。


至于货币单位假设的第二层含义,即使在旧经济时代也与真实的环境特征相去甚远,遑论在新经济时代,币值稳定在VUCA时代根本就是一种奢望。此外,对历史成本会计至关重要的币值稳定假设,到了公允价值会计日趋普遍的新经济时代便显得无关紧要。



三、新经济对确认与计量的影响



新经济、新技术孕育出新业态、新业务。现有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确认标准和计量规则在面对蓬勃发展的新业态、新业务时,水土不服、疲态毕露。确认标准和计量规则若不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和完善,甚至可能成为阻碍新经济发展的桎梏。


(一)新经济对资产定义的影响


符合报表要素定义是会计确认的重要标准之一。旧经济时代对报表要素特别是资产的定义,到了新经济时代是否合理,需要重新检视。譬如,在新经济时代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共享经济,不以拥有(Own)或控制(Control)资源为目的,资源的可接触(Accessible)、可获取(Available)和可使用(Utilizable)才是关键所在。优步和滴滴既不拥有也不控制网约车和驾驶员,但却可随时接触、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为用户提供出行服务,为股东创造价值。空中食宿在没有一间客房、一个服务员的情况下,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酒店服务企业,依靠的就是其资源整合能力。美团、饿了么在未拥有或控制任何餐厅和服务员的情况下,发展成年营业额超过万亿元的餐饮外卖巨擘,同样说明了整合和分享资源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拥有或控制资源。


以资源整合和资源分享为特征的共享经济,对旧经济时代提出的资产要素定义造成了巨大冲击。在2018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新修订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之前,不同准则制定机构对资产的定义大同小异。例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将资产定义为:特定的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拥有或控制的可能(Probable,概率大于50%)的未来经济利益。该定义有两大特点:一是强调“拥有”或“控制”;二是将资产与成本分离,强调“未来经济利益”,淡化了为获取资产实际耗费的支出。FASB对资产的定义,代表了对资产本质认识的实质性改变,被各国奉为圭臬[9] 。IASB在借鉴FASB定义的基础上指出:资产是指由主体控制的,由过去的事项形成、预期将为主体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资源。与FASB一样,IASB对资产的定义也强调“控制”和“未来经济利益”,但不像FASB那样强调“拥有”。IASB新修订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中对资产的定义作了重大修改:资产是主体由于过去事项而控制的现时经济资源,经济资源指有潜力产生经济利益的权利。其中,“有潜力”意味着权利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不需要是确定的,甚至不需要是可能(Likely,概率小于50%)的,即使产生经济利益的可能性较低,一项权利如果满足经济资源的定义,就可视为资产。


从资产的最新定义可以看出,权利、控制和经济资源是资产定义的三大关键要素。新的资产定义不像过去那样强调经济利益的确定性,有利于新经济企业将经济利益不确定的权利确认为资产,这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新的资产定义依然保留了“控制”,这无疑限制了新经济企业特别是从事共享经济的企业对资产的确认。世界智慧资本/智慧资产行动组织(WICI)指出,智慧资本等无形资源之所以没有在会计上得到确认,与准则制定机构在定义资产时过分强调“拥有”或“控制”有关,并建议将这两个术语改为“可获取”或“可使用”。这一观点不无道理,比如共享经济企业主要是通过可获取或可使用的有形和无形资源来创造未来经济利益的,对资源的拥有或控制已经不再是资产的核心要义。鉴于此,笔者认为IASB最新资产定义中的“主体由于过去事项而控制的现时经济资源”,如果改为“主体由于过去事项而形成的现时经济资源”,就更加符合新经济企业整合资源的实际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新经济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报表要素的定义必须与时俱进,契合企业使用和整合资源方式的发展趋势。


(二)新经济对平台资产处理方式的影响


数字平台在新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网络效应是数字平台最显著的特征,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数字平台的价值与其用户量高度相关,使用数字平台的用户越多,数字平台的价值就越大,反之亦然。换言之,平台资产的价值取决于平台用户量及其使用频率。


为了支撑海量的用户,数字平台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从而形成价值不菲的平台资产。目前,这些平台资产仍然按旧经济时代的思维进行会计处理,折旧和摊销不是采用年限法,就是采用工作量法。这种会计处理方式与数字平台的网络效应背道而驰,是新经济遇到的新问题之一。既然网络效应促使平台资产越使用越有价值,平台资产不会因频繁使用而发生价值损耗,那么平台资产还需要计提折旧和摊销吗?


在旧经济时代,企业计提折旧和摊销,主要是为了弥补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价值损耗。平台资产的具体组成项目,如电脑信息系统,可能会随着不断使用而发生价值减损,但平台资产的整体价值却随着用户的频繁使用而不断增值。那么,在对平台资产的具体组成项目计提折旧或摊销的同时,是否应当确认平台资产因网络效应带来的增值?这是值得会计界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不确认网络效应带来的增值,平台资产的实际价值与账面价值将渐行渐远,数字平台经营得越成功,二者的背离程度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如实反映焉在?


(三)新经济对收入确认的影响


新经济本质上是创新经济,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催生了新业务和新业态。对于提供网络出行、网络购物、网络游戏等新型服务的平台企业,其收入如何确认是新经济时代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虽然采用总额法和净额法不会对利润产生差别性的影响,但其对营业收入的影响十分重大。对于很多新经济企业而言,营业收入这个利润表的首行项目比末行项目更加重要,因为不少新经济企业是亏损的,资本市场不可能采用市盈率对其进行估值,市销率往往成为这类企业最重要的估值方法。此时,采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就有可能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


虽然新的收入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该商品的控制权,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并以此作为采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的依据,但这种原则导向型的规定在实际运用时往往不易判断。以滴滴为例,尽管表面上该公司只是为出行用户和网约车司机提供撮合服务的平台,从出行用户收取的费用中只留约20%,其余80%必须付给司机,但由于我国对网约车平台的监管特别严格,一旦发生安全事故,主要的赔偿责任还是由滴滴承担。从形式上看,滴滴的客户是网约车司机,而不是出行用户,滴滴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应当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但从实质上看,网约车司机和出行用户都是滴滴的客户,滴滴负责收取出行费用并承担绝大部分的信用风险和事故赔偿风险,扮演着主要责任人的角色,按总额法确认收入也有其合理之处。


电商平台面临着同样的收入确认问题。世界上三大电商平台亚马逊、京东、阿里巴巴2018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329亿美元、4620亿元和3768亿元,阿里巴巴在营业收入方面垫底,但其税后利润高达802亿元,远高于亚马逊的101亿美元和京东的-28亿元。三大电商的营业收入排序与税后利润排序存在如此大的反差,主要原因是收入确认方法的差异。亚马逊和京东作为自营型电商,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阿里巴巴作为平台型电商,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收入确认方法,这三大电商的财务指标(如毛利率、销售利润率、销售费用率等)缺乏可比性,增加了财务分析的难度。


至于网络游戏平台的收入确认,除了总额法和净额法的选择,还涉及时点法和时期法的问题,甚至还存在着销售返利、赠送等涉及的代币、道具的公允价值计量等特殊问题。新经济时代新业务、新业态的收入确认问题,不仅给新经济企业带来了重大挑战,也对准则制定机构提出了严峻考验。


(四)新经济对财务分析的影响


在旧经济时代被广泛应用且行之有效的一些财务分析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市盈率和市净率,到了新经济时代开始失灵,甚至可能产生误导。


1903年杜邦公司发明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杜邦分析法,是旧经济时代评价企业管理层是否有效履行对股东财务责任最常用的财务指标。在新经济时代,继续使用净资产收益率评价新经济企业管理层的经营业绩,将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可能诱导管理层的短期行为,迫使其减少虽有利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价值创造能力但会导致短期利润下降的无形投资,如研究开发、创意设计、人才培养、专利申请、网络更新、数据收集、市场开拓、客户维护、品牌建设、流程优化等方面的支出。尽管这些支出具有明显的资本支出属性,但现行会计准则认为这些支出能够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一般都要求将其作费用化处理。二是可能导致业绩评价的不公平,除了将上述无形投资支出费用化从而导致低估新经济企业的真实盈利能力外,现行会计准则对无形投资所形成的无形资产采用高于有形资产的确认标准,造成诸如数字资产和智慧资本等大量无形资产未在会计上得到确认,进而导致新经济企业的净资产被低估。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经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子和分母均严重失实,以此评价新经济企业管理层的经营业绩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新经济企业的市盈率和市净率通常高于旧经济企业,这可以由以下两个因素来解释:一是市场因素。投资者看好新经济企业的发展前景,或者投资者对新经济企业的非理性炒作,都可能推高其股价,从而造成企业的市盈率和市净率高企。二是会计因素。会计准则对支出资本化的严苛要求,导致新经济企业将大量具有资本支出属性的无形投资费用化,从而低估了其盈利水平,导致其市盈率高企;同样地,会计准则对无形资源的确认标准过于严格,新经济企业大量的无形资产得不到确认,导致其市净率居高不下。新经济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不剔除会计因素的影响,直接比较新经济企业与旧经济企业的市盈率和市净率,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极易产生误导。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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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厦门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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