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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地球知识局，作者酸奶没泡沫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可能没人能想到，温州竟然成为了湖北外省份中疫情最重的城市，形势甚至比湖北省内一些城市更为严峻。
浙江省的疫情还是较为严重的，而其中温州贡献了一小半比例。
（浙江确诊829例，温州确诊340例）▼
2月2日，温州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发布通告，要求每户每两天可指派1人出门采购，成为继湖北黄冈之后，全国第二个城市实施此举措的城市；
另外，温州乐清市官方还发布有奖举报公告，规定民众举报一名从疫区到温州的人员，核实后可获得1000元人民币奖励。
这也成为目前全国就武汉疫情举报可疑人员最高的金额之一。
温州已经达到了340例确诊病例，（隔壁宁波102例，杭州132例），
（温州市近期疫情变化数据）▼
为什么温州与武汉相隔近千里，疫情却如此严重，感染了这么多人？
这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出门的温州人
都知道温州商人会赚钱。
但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慢慢成为光明正大的现实的。
改革开放前，温州许多地区农民外出谋生，有些出卖手艺和劳动，有些则做倒卖粮油票之类的小生意。
改革开放后，体制松绑，温州桥头人率先将江苏等地的纽扣批发到镇里卖，结果被一抢而空。
闻到了市场蛋糕味道的桥头人迈向自由，哪里有纽扣存货就奔向哪里进货，纽扣生意越做越大，并于1983年成立了桥头纽扣市场。
此后，柳市低压电器、金乡徽章、萧江塑编等专业市场如雨后春笋，开启了温州商品经济的进程。
然而不久后，经济整肃运动于1982年展开，以“八大王”为首的不少温州商人被认为是“投机倒把”而落难，这给刚刚火热起来的商品经济泼了盆冷水；
温州要造机场、修铁路、开航线的需求也未能得到满足，创业环境并不宽松。
这种情况下，很多温州企业家都离开了温州，只能到有政策支持的别处创业。
一直到1984年，温州才借着前几年积累起来的专业市场与家庭工厂基础，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支持，又被列入首批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能够大胆走自己的路了。
到了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温州人抓住这一契机，掀起二次创业的浪潮。
首批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给了很多人很多城市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抓住了▼
这次创业的主题，是家庭工厂向现代公司转型，并且私人投资大举进入原本只属于公办企业的领域。
由于温州本地地皮紧张、人力有限，温州经济此时表现出了强烈的外向性——大批温州人集体往外地开商铺、开办工厂、承包工程，将温州模式撒遍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各地。
善于经商的温州人到外地开办企业，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在当时也是地方政府求之不得的事。
率先受到温州团体影响的当然是以浙江、福建为首的周边沿海地带。
他们的势力版图也逐渐向南北的广东、苏沪扩张，这些东部地区经济和交通基础好，商业气氛容易培养，成为了温州商人在改革开放后最先渗透的地区。
只是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深化，温州商团的生意也呈现出了由东向西、由南向北转移的趋势。
虽然东北、中西部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但优质产业转移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如营商环境等，这其中，武汉显然是一个难以错过的选项▼
先开发地区与日俱增的土地价格和人力成本，是温州商人内迁的内在因素。
医药行业主要向东北地区转移和聚集，机械行业加快向中部地区转移，电子信息产业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聚集，是这几年一个明显的趋势。
另一方面，东部沿海的两大引擎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在进行“腾笼换鸟”，从政策层面也不再欢迎中低端制造业入驻，浙商谙熟的小商品、轻工业制造在本地也受到了很大的外部压力。
沿海城市更期待发展高科技的新兴产业，中低端的产业只得逐渐向内地转移，
疏导这种压力的方向有两个。
向外，是东南亚，向内，便是我国中西部地区，而湖北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正是全国范围产业内迁的热门地点。
省城武汉更是成了重中之重。
为什么去武汉
温州市副市长表示，如今在武汉经商、就学、务工的温州人，数字在18万左右，而温州的户籍人口也不过830万。
说武汉是温州人的第N故乡并不为过。
从武汉沿着长江水道行进，西可上巴蜀，东能达吴越，向北溯汉水又至豫陕，经洞庭湖可以南达湘桂，因此武汉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称。
清末开埠通商之后，武汉借着通达度，渐渐成为中国内陆的商业中心之一。
而且近代中国进入铁路时代，武汉也因南北主干线的存在，枢纽地位再次加强，旧社会与新社会都是“九省通衢”▼
改革开放以后，武汉经济与交通建设同步发展，至今，一个武汉高铁站就可直达我国25个省份，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就达到了出外务工人员要求的基本的“方便”。
对于需要常年奔走各地获取信息、原材料和工人的温商来说，这里的交通条件足够好。
建设交通强国的基础是交通强省，强市，而武汉四通八达的交通也是向内招商，向外务工的基础，
在经济上，武汉同样有着吸引温州人的点。
改革开放后，位于武汉汉口的汉正街崛起，成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第一街”。
此时，温州制造业刚刚起步，又遇上政治因素阻碍，那时大量温州人便被吸引到武汉去做生意，把汉正街堵得水泄不通，昼夜不停。
汉正街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批发市场。
此后几十年来，武汉土地价格、人才和生产资料成本方面的优势吸引了更多的温州商人前来，在武汉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数笔：
80年代，年仅16岁的罗云远带着几十元钱到武汉创业，从最初的摆摊租点到最终创建武汉盛泰商贸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开发华中地区最大的湖北现代五金机电城，盘活投资汉来广场，提供了1000多个再就业岗位，成了武汉知名的民营企业家；
1993年，70多家温商进驻大兴路鞋类专业批发市场，扎堆效应使汉正街市场东延近一公里；2004年，又在此基础上兴建银河鞋城；
2006年，温商在东西湖吴家山兴建占地1000亩的温州工业园，年产值50亿元；还投资3亿元打造占地200多亩的湖北现代五金机电城……
虽然现在有更多的新式商业圈建成，但在汉正街，你能看到老武汉的生活。
几十年来，温商在武汉的足迹已遍布各个行业。不过武汉并未停止发展，经济实力起来了，还有了更大的发展潜力。
2008年金融危机后，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加速向包括武汉在内的中西部转移，使得中西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大加快。
武汉本身四通八达、资源成本适宜，配合政策扶持，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有增无减。
产业转移成就了一批省会城市迈向“新一线”的基础，这些城市本就汇聚了全省的资源和人才精华，加上大量资金和企业的进入，光是不断的人口城市化就将是一段强劲的增长期（部分省份人口及其省会人口）▼
武汉市GDP长期在中部城市中领先，经济势头红火；
还拥有80多所高校，科教优势名列前茅；在城市营商环境指数中， 武汉排名全国第六；在2018年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城市中，武汉是唯一上榜的中部城市……
在数年之间，近千万人坚定的认为这里就是未来，仿佛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温州人天然具有不安分的心，在东部内迁的经济大潮中，他们在中西部看上了武汉，完全在情理之中。
湖北人也去温州
温州人重情义，地方人情往来繁多，在岁末吃分岁酒是很多温州儿女的过年标配。
平时在武汉做生意或工作的温州人常常希望春节时分回家后常常与本地亲朋好友聚上一聚，不然下次见面可能又是一年以后了。
在疫情尚未引起全国警觉时，恰逢与春节返乡重合之际，武汉封城后的1月23日至27日的5天时间，依然有1.88万湖北、尤其是武汉人士进入温州，平均每天3600多人进入。
虽然人人无辜，但这也给温州带来了极大的输入性风险，正如之前温州副市长所言，“在温州发病曲线和回温人员的高潮是成正比的”。
不过病毒携带的高危人群也不光是从湖北归乡的温州人，在温州的湖北人也是个来源。
温州人虽然爱往外跑，但在本地也培植起了有力的制造业和供应链体系，就业岗位不少。 在户籍人口830万的情况下，温州的常住人口高达925万，而考虑到很多温州人长居外地的现实，外来人口比例比看上去的还要高。
不要小看了温州，虽然不是省会， 但人口接近杭州，GDP则相当于沈阳。
这是因为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心区的江苏9市、浙江9市、安徽8市和上海27地，温州综合实力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
而在本地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仍旧有着大的发展潜力。
2018年，温州市第三产业增加值总量3484.88亿元，占GDP比重58%，在发展区域医疗、健康养老、投资置业、教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方面都具有较强的优势和辐射能力。
在求职者眼中，这样一座城市有着比沪苏宁杭甬等地低一些的工作门槛，却有比大多数长三角城市更好的回报，因此吸引大批中部地区人口前来务工也在情理之中。
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2019年时，湖北籍人口在温州创业、务工的人员的数量就已达46万，这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春节时，有些湖北籍人民选择留在温州，有些还会把子女从湖北各个地方经武汉中转接到温州来团聚，这也是个不可忽视的高危传染源。
截至2月4日17时，浙江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829例，其中温州市340例，为浙江省确诊病例最多的城市。
温州市确诊病例如此多， 人口流通是其中一个原因 （图片来自：丁香医生）▼
实际上，温州的疫情防控起步非常早，浙江省第一例病例就是在温州发现的。
但事已至此，目前我们能做的最大贡献，还是谨遵专家建议管好自身，不要给医院和管理部门增加负担。
希望武汉，温州以及所有城市都能尽快渡过难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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