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维迎下课想到的
□狄 马2010年12月，张维迎被宣布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这一看似正常的人事变动，却意外地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和热议。有人说，这是“正常的换届”；有人说，这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其实二者没有区别。与中国所有的行政机关一样，大学也没有实行“选举制”，因而即使真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如果说一个院长因为上峰不喜欢，借换届把他赶下台就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那么请问，在中国目前多如牛毛的大学里，除了正常老死和到法定年龄退休的外，哪一位院长的去职不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真正的原因是，“牺牲”的人是张维迎，而不是别的什么“维迎”。
自从1983年，这个24岁的陕北后生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以来，张维迎就一直是明星式的人物。这二十多年里，他与左派斗，与郎咸平斗，与网民斗，与媒体斗，与北大的保守势力斗，可以说，张维迎一直行走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喜欢他的人把他当成自由的旗帜、改革的先锋，不喜欢他的人又把他描画成“政客”、“屁股坐到资本家一边的骗子”，论敌们甚至骂他是“不学无术的权力和金钱的癫狂分子”，说他锐意改革是为了“出风头”，是为给个人谋私利。其实，张维迎就是张维迎，既不像他的拥趸们说得那么好，也不像他的论敌们说得那么坏。他就像我们当中任何一个有限的个人一样，做了他认为能做的，剩下的就是他做不了的。如果说他性格燥急，做事不考虑制度环境，只凭书生气硬来，也许都是事实；但说他屁股坐到了资本家或官员一边，当院长是为了给自己捞好处，我不相信。原因很简单，没必要嘛！小民百姓喜欢当官，是因为在中国底层百姓的财产很容易为官吏所夺，因而唯一能保护财产的办法就是，他也成为掠夺阶级的一员；而对张维迎这样的名教授来说，当不当官对他个人的福利没有多大影响，他用不着通过“争权”来“夺利”。我倒觉得，张维迎后来的高调作为，与他自己在体改委做过几年“帝王师”有很大关系。说到底，当官也罢，改革也罢，都是传统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梦想与“学而优则仕”的阴魂不散，一遇个天阴雨湿就啾啾不已。
孔子周游列国据说是为了“推行仁政”，其实就是“跑官要官”，后来的王安石、张居正，一直到康有为、梁启超都免不了失败，原因正在于“朕即国家”。也就是说，你想“治”的“国”是别人的“国”，想“平”的“天下”是别人的“天下”，他能允许你又“治”又“平”吗？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进步，以至延宕到今天，即使没有人为市场经济鼓与呼，也不用担心会回到计划时代。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去的路已经堵死。阻碍今日中国走向自由繁荣的势力不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方面。而这恰好是茅于轼、张维迎等一干自由经济的捍卫者所无能为力的。面对体制的石头，茅、张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茅是绕开体制的深渊，走向民间，通过搞小额贷款、建民工子弟学校，帮助弱势者树立生活的信心；张是利用体制的平台，在教育领域内推行“市场的逻辑”。用文学术语说，茅是“个人修辞”，张是“宏大叙事”。“宏大叙事”当然有它的好处，但张在这里碰到了与他的前辈王安石、康梁之流一样的难题，即他们都无法改变“国”和“天下”的所有权，但又按捺不住“治平”的冲动，于是就只好柿子拣软的捏。喧嚣一时的北大“癸未改革”就是一例。张的本意是想在日趋僵化的教育体制内引入流动性的竞争机制，但他没想到或想到了但无能为力的是，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不是聘任制，也不是淘汰制，而是从根本上废除对教育的行政化管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即“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在整体的制度环境不变的条件下，不管张使出什么招数，结果都是，他不能改变教育体制，倒是教育体制常能改变他。
对于体制的威力，以张维迎的智慧，不可能看不到，但他有一个奇怪的理论，叫“钻狗洞”。他说：“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我们当然能够理解张说这番话的良苦用心，但这“狗洞论”的悖谬之处在于：所谓“狗洞”，顾名思义就是为狗量身打造的。如果人能从狗洞里钻过去，人就得变成狗——否则就不叫“狗洞”，叫大门了——人要变成狗当然也没什么，但你要指望它再说人话就不对了。所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如果他是个人，他不愿意当狗，他就压根儿从狗洞里钻不过去。知识分子老想利用自己的小聪明耍弄当权者，到头来总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除了经济不独立，人格的不独立更是一个原因。几千年来，他们总想做附皮之毛，而且所附之皮越厚，他们就越得意；贴得越紧，他们就越自豪。焉知毛再长，也是皮身上的附件，如果它感觉痒，一拔就不见了。上世纪80年代，一位矮个子老汉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众皆欢呼。因为终于不是臭老九了。可说得多了，就有人感觉不对劲。因为真是一部分，还用得着说吗？正如一个人走到你的面前说，我的腿是我身体的一部分。说一遍，你不觉得奇怪；又说了几遍，你就会疑惑：你的腿是不是假肢啊？
现在，好多人愿意把张维迎的去职与茅于轼的禁出、吴敬琏的落寞、厉以宁的“被低调”联系起来，并得出印象：张维迎以及他所代表的“市场派”正在淡出中国。依托现有体制，那怕是局部的改革也已不太可能。套用前人说过的话，就是“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有志于改变中国现状，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各路精英，必须放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美梦，由向统治者建言献策，转到启蒙大众的老路上来。我相信，未来中国转型的“给力”在民间，而不在官府、学堂。如果把体制比作一堵墙的话，与其让我们钻狗洞，还不如教我们造“蚁穴”。因为在历来的史书里，我们本来就被称为“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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